改革历来是进行利益的重新分配，医疗改革也不例外。

医疗服务是个极特殊的行业，最大的特殊性是这个行业事关人的健康和生死。而人把健康和生命看得最重，因此没有比看病这件事更受人们的重视了。

医疗行业的另外一个特殊性是其花费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控性，看病花的钱取决于病的轻重，可能少，但也可能多，有时候多到很多人没法自己负担的地步。也因为如此，全世界绝大多数医疗费用是通过医保公司支付的。

医疗行业还有一个特殊之处是人人需要，生老病死是人人需要面对的问题，不像其他消费那样可有可无，人一辈子都离不开医院和医生。因为上述原因，各国政府都对老百姓看病这件事管控得很严，即使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也不例外，医疗行业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容许自由定价和收费。

也因为上述原因，老百姓对医疗这个行业向来满意率不高，最大的不满意源于看病贵。

而医生和医院的满意率也向来不高，主要是政府的监管过于严格，医疗服务不像其他商品，缺乏自主定价的权利，医生们做手术和治疗收多少钱自己常常说了不算。

医疗实际上是医生（医院）、投保的老百姓、保险公司、医药公司以及政府相互在利益上进行博弈的一个行业。

因为相当数量的保险费来自政府，因此，政府绝对不是简单的利益调节人，而是利益博弈的参与者。

老百姓、保险公司和政府想少花钱看好病，医院和医药公司想多挣钱。

而对于谁负担更多的医疗费用，保险公司、政府和老百姓（自费部分）相互之间也在博弈。

博弈的结果就是忽左忽右。

主张老百姓自费的比例低，交的医疗保险费少，政府负担的多一点，让医生和医药公司少挣一点，这叫更注重公益性，是左派的观点。

主张自费的比例高一点，医保费用缴纳的多一些，让市场调控的机会更多一些，让医生们按劳取酬，使医疗行业服务的效率更高一些，这是右派们的观点。

由于利益的博弈，政策总是忽左忽右，我国如此，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如此。

但无论哪一轮博弈的最后，都是医生被夹在中间，左右不得，且话语权很有限。

让所有的利益攸关方都满意，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医改的最高境界是各利益攸关方相对满意，没有哪一方特别不满意。

而主持医改的人必须看明白医疗行业的本质，特别是背后的利益逻辑关系，才能调整好各方利益，让所有参与者相对满意。否则，哪一方的声音大就向那一方偏，导致来回拉锯，左右摇摆，也就导致左右不是，负责医改的人也很难获得满意得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