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升华灵魂，医学挽救生命。医学与艺术的结合给我们带来简单、快乐、多姿多彩的生活。

解剖学是整形外科学的基础，医学生们需要经过几轮正规的授课、实习、解剖才能成为医生，通过研究人类的身体改善人类的命运。艺术生们从几何学角度练习线条，记住骨骼和肌肉的解剖特征，通过使人信服的画面引起观众的情感反应来传达思想。由此可见，医生改善人类的身体状况，艺术家则升华人类的灵魂。

一直以来，医生和艺术都痴迷于人类的未解之谜。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早期，意大利解剖学家蒙迪诺斯重新开始解剖死者的遗体，这些尸体被注入了生命的活力。医生和艺术家的工作都是为了维持生命，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洁癖书中，艺术家们以一种机智风趣的手法展示了栩栩如生的尸体。

达·芬奇无疑是他那个时代最有艺术天赋的科学家,更科学的说法是一个敏锐的艺术家,他对解剖学和运动学的研究十分执着。1480年后期,他在对颜面和体态的绘画过程中加入了解剖学的元素,并成就了他的巨作《最后的晚餐》。他对解剖学的研究在数量和复杂性上不断地深入和突破,直到他生命的终结。

这些追寻动态的绘画风格就像研究植物和水的关系一样,由绘画所表现出来的动态更像他的有意设计,在这些美妙的设计中,达·芬奇将自己的观察能力和想象思考能力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并在他的作品中的得到完美体现。达·芬奇解剖了几十具尸体,厚厚的笔记本上填满了精细的描绘和难解的符号,这些手稿可以说就是解剖学的教科书这些资料可以与蒙迪诺斯的图谱媲美。令人遗憾的是,达·芬奇另些作品只留下一小部分散落的草图手稿在少数艺术家之间传阅。

在达·芬奇的解剖图谱中,他设计了一些新的方法以便更好地说明他的发现。从实用性这个角度出发,解剖绘图需要尽可能客观真实地反映事物的原貌。然而,这一要求往往很难做到。绘画是一种固有的个人行为,容易受三个潜在误区的影响。其一,无论何时何地,往往很容易打上时代的烙印。文艺复兴时期对肝脏的绘画既不是巴洛克时期的球根状的肝脏也不像新古典主义时期拉长的肝脏。其二,艺术家自身的差异,造就了异彩纷呈的艺术风格,没有这种差异,所有艺术看起来将会是相同的。正如较强派系里时常出现较弱的精神一样。最后,工艺、工具和材料的限制和影响,决定了客观事物的最终面貌。

达·芬奇这位科学家似乎为医学绘画找到了一种不同于他本人对植物绘图所用的艺术风格。摒弃即兴发挥的词藻,解剖学家们略去标题而采用简练的明暗粗线条绘制出似乎没有上下文的图画。虽然画家此时让自己像机器一样撇开情感去审美,但也在不经意间认识了人体的内在。没有几个人能像达·芬奇一样画得又快又好,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一直以来制约解剖艺术发展的另内在问题:事实上,在防腐剂和冷藏技术出现之前,尸体很容易腐烂,艺术家不得不快速地绘制出尸体的每个部分,然后从对多个尸体的研究中拼成一个完整的身体。

达·芬奇去世后,他的作品大部分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十九世纪初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并被再次出版。与此同时,解剖学著作已经很畅销了,它作为一种豪华出版物为广泛而博学的读者创造了或多或少的科学价值。它的艺术感染力几乎淡化了严重失真对手术操作产生的危险。在这些书中,艺术的持久价值是它在近代早期文化中对死亡医药和死后进化思想的表达。

作为医生，对医学和艺术，要保持共同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