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0多年前发生在云南一个偏僻农村的故事。

有一户人家养了一头毛驴，这头驴素来性情温顺，是家庭主要劳动力之一。有一天，这家的奶奶背着一岁的孙子在山坡放驴，不知道怎么回事，驴突然发了狂，冲上前去将奶奶和孙子撞倒在地。驴先是咬了奶奶两口，情急之下，奶奶将驴踢开。但是驴却在此时袭击了倒在地上的孩子，一口把孩子的下巴咬了下来。一旁的村民见状，立刻从驴嘴里将孩子的下巴夺出，此时孩子的整个面部已血肉模糊。

奶奶顾不上自己被驴咬的伤，立即用布包住孙子的下巴，喊上儿子和邻里一起向县医院赶去。但是由于孩子伤势非常严重：下巴整个被咬掉，口腔只剩下了上颌和舌头。在县医院短暂停留后，孩子就被送往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接送治疗。

就这样，穷困的一家人带着孩子被驴咬掉的下巴，案板，锅，刀，大米，往省城进发了。

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在当地非常有名气，它的整形外科在全云南省是最好的。我对这家医院的整形外科比较熟悉，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都在对这个科室进行业务帮扶，有很多医疗工作也是和这家医院的整形外科一起开展的。

这一家人到了昆明这家医院的整形外科之后，科主任面诊之后，觉得难度太大。这家医院也进行了全院大会诊，但是会诊完依然觉得做不了。

于是整形外科的科主任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了大致情况。我让对方把患者所有资料发过来，研究了一番，这个患者在云南当地的确治不了。

值得称道的是，虽然昆明当地医院因为客观原因无法收治这名患者，却做了非常必要的前期工作：把孩子下巴上被驴咬烂的肉剥离，然后将骨头保存了下来，放进了冰箱冷藏。这为后期手术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最终，他们决定把孩子送到西安，来找我。

在来西安之前，这个孩子的事情已经在昆明当地引起广泛关注，当时包括媒体、爱心人士在内的很多社会力量都在跟进这件事，媒体做了很多报道，并且已有爱心人士捐款。当医院决定把孩子转来西安，随行的还有一众媒体记者。甚至在昆明飞往西安的途中，空姐们在飞机上就发动了捐款。

到了西安，我们第一时间用救护车把孩子拉到了医院。然后，西安的媒体得知此事，纷纷围了上来，开始铺天盖地报道这件事。一下子医院涌来了很多捐款的人，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个小孩抱着自己的存钱罐来捐款，当场把钱罐砸了，把里面所有的硬币捐了出来。

而我作为主治医生，是一下子被推到了聚光灯下，记者们如潮水般涌了上来，有云南记者，陕西记者，央视记者……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央视的一个主播在新闻半小时里说：明天换脸的那个医生，要给被驴咬了下巴的孩子造下巴。

但事实上，我当时面对的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孩子只有一岁，身体发育不良，体重很轻，整个下巴都没有了。我要重造一个下巴，难度非常大，风险也很大。因为人的口腔是呼吸道的门户，孩子的下巴被驴咬掉之后，创面化脓，到了西安之后，孩子的肺部已经感染。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或许是一件可以去猎奇的“稀罕事”，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孩子是一个有着生命危险的重症患者。

在决定手术之前，我们组织了三次的全院大会诊。我私下跟院长说：“这个手术难度很大，我们必须集全院之力来做。”

院长说：“可以，你要什么条件我都全力配合。”

我想了一下，提了三个条件。

第一，这次手术我需要小儿科、耳鼻喉科、呼吸科三个科的医生做台下保障。因为人的呼吸道和鼻腔、口腔都是通的。患者是个娃娃，呼吸道有感染，如果肺部感染加重，呼吸道堵塞，孩子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于是这三个科，加上麻醉科，都派了技术最过硬的医生，来为这个孩子的生命保驾护航。

第二，我要西京医院最好的设备。因为手术中要给这个孩子要缝血管。不到一个毫米的血管缝合难度很大，如同断肢再植，我需要医院最好的显微镜。平时显微镜都是各个科室的，借一下比较麻烦。这次院长亲自出面，帮我把显微镜调配过来。

第三，我要组建全院最强的技术团队来做这个手术。我是主刀，我科室的副主任缝血管技术很好，他来当我的助手。

这些准备工作都就绪之后，出现了一个新的状况。在涉及这个手术具体该怎么做的时候，团队内部出现了分歧。

全院讨论的时候，有的医生说：“这么多记者围着，孩子病情又这么重，咱们简单给他添点皮，让伤口长上算了。”这是一种最保险的治疗方案，医生不担任何风险，但如果仅仅是给孩子植一块皮，效果很不理想。试想一下，没有下巴，舌头没有支撑，咀嚼功能丧失，唾液会分泌得到处都是。这样简单处理的后果是，孩子以后可能吃饭都困难。

我当时提出的方案，是从背上取一块皮肉，移过来，再造下巴。如果再造成功，这是最理想的结果。但这种治疗方案的最大风险就是血管，关于血管能不能接通，大家在会上争议很大，很多人提了许多问题，觉得我这次肯定是要冒险了，有可能这个手术要失败。

连院长都有点想打退堂鼓，私下跟我说：“老郭你往后撤一把算了，这事现在闹这么大，手术风险性又高。”

究竟是简单地做，还是复杂地做，所有的担子压到了我的身上。在当时，给不到一岁的孩子再造下巴，连国际上都没有这样的手术先例。

此外还有一个麻烦的状况，记者们一直在追着医生和患儿的家属，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一堆“长枪短炮”对着你。

我平时愿意给记者们提供新闻素材，但一般不会受到他们的干扰。我很清楚，这个时候必须要控制住情绪和压力，不能因为有太多人围观而影响到我的状态。

我相信毛主席的一句话：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个手术如果想做好，我必须全力以赴去做好术前的准备。

在手术前一天晚上，等到记者们都去宾馆睡觉了，我把孩子带到了B超室，让负责超声的医生帮我仔细检查孩子的血管。

因为这个手术的成败关键就在于血管，我要在受区找到一条血管，再在供区找到一条血管，将这两条血管接通，接上了手术就成功，接不上就失败。

我先是在孩子的背上找到了一根足够粗的血管，大概一个毫米粗细；再用B超在孩子脖颈处挨着找，终于也找到了一条血管，大概也在一个毫米。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如果是一毫米粗的血管，我有相当的把握可以把它接通。同时我还有最好的显微镜，有最好的助手，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所以查完B超之后，我给院长打了个电话：这个手术可以做。

于是第二天，在一众记者的聚光灯下，顶着巨大的压力，我走进了手术室。手术的第一大难点就是在受区找血管，因为创口已经肿了，又感染了，而且不是刀割的，是驴咬的，伤口不整齐，骨骼和软组织都遭到破坏，层次不清楚。

那么细的一根的血管，在肉里埋着，肉又烂了，结构又不清楚。就像衣服一样，一层一层叠得整齐的时候，很容易找，但是如果乱成一团就很难找到，我们当时面临的就是一团乱麻的状况。

幸好头一天晚上我给孩子做了B超，心里有数，知道血管大概在什么位置，我沿着这个方向慢慢找，终于把血管找到了。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松了第一口气，接下来就是去找供区——背上的血管，取背上的皮瓣。这一次因为是在完好的皮肉组织上找血管，相对容易多了。

取完背上皮瓣，准备往下巴的位置接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孩子下巴上的骨头已经没有了。我们就把他原先掉下来的那根骨头先安上，因为得先有骨头做架子，再把肉搭上去，然后才能去接通血管。

这台手术做了十多个小时，当手术终于做完，孩子出手术室的时候，各种相机喀喀喀的声音响个不停，家长激动地直接跪到了地上。这次的下巴再造手术不仅非常成功，而且医院把患者的手术费全免了，社会上捐赠的钱已经足够抵消孩子的药费，孩子的家里实际上没花一分钱。

围在手术室门口的社会爱心人士对手术的结果很满意，大家爱心接力和无私付出最后有了一个很好的结果；记者们也很高兴，因为可以写一篇结局圆满的报道或故事；院长也很高兴，西京医院再一次声名远扬。

对于我这个完成了“聚光灯下演出”的大夫来说，在饱受了各种压力和内心煎熬之后，也终于可以找个安静的地方，睡上一个好觉了。